我的家乡典故

鄂州篇

摘编/许门

鄂州是一座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的城市。自尧建樊国，夏商建鄂，西周立鄂国建鄂王城，三国時期吴王孙权在此立国建都，改名“武昌”，直至今之鄂州市，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湖北的简称“鄂”的文脉源于此。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一大批名胜古迹。这里有众多的三国文化遗迹，著名风景区西山至今仍保留吴王孙权即位坛、试剑石、避暑宫。鄂州还有“万里长江第一阁”的观音阁，世称“三绝”之一的唐代李阳冰摩崖石刻、黄庭坚笔下的松风阁、蜚声海內外的张裕钊墨宝、闻名遐迩的彭玉麟梅花石刻等古跡108处，是中国著名的“古铜镜之乡”、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鄂州山水资源丰富，湖泊众多，有“百湖之市”的美誉，是驰名中外的武昌魚的故乡。梁子湖是全国十大名湖之一，属国家湿地自然保护区；红莲湖为湖北省首批省级旅遊度假区，是游客休闲度假和高尔夫运动健身的场所。以孙权、苏轼、黃庭坚、张裕钊等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以古灵泉寺为标志的佛教文化景观，以西山、莲花山、葛山、沼山、梁子湖、红莲湖、洋澜湖为主体的自然景观，浑然一体，交相辉映，使这座古谓“龙蟠凤集”之地的江南古城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鄂州人文荟萃，英俊辈出。楚熊渠、吴孙权、晋陶侃等历代王侯重臣，或承封袭爵，或建都驻跸，都曾在这块土地上金戈铁马，纵横驰骋，鄂王城、吴王城、点将台等遗迹故址，记载着他们在鄂州的文治武功。楚屈原、唐元结和李白、宋苏轼、元丁鹤年等骚坛首领，或结庐隐居，或慕名游历，都曾在鄂州挥毫濡墨，舒喉放歌，《武昌钓台篇》、《武昌西山诗》、《松风阁》等诗词歌赋，饱含着的殷殷深情。

尤其是在近现代，鄂州更是人才辈出，为国家革命和历史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彭楚藩、吴兆麟为代表的鄂州热血男儿，在辛亥革命中首举义旗，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血洒江城；范鸿戢、刘伯垂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积极向国人传播马列主义，参与创建了北京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此外，还有如影响晚清书坛百余年的一代宗师张裕钊，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女活动家张金保，被誉为“武林奇”的近代武术教育家万籁声，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拓荒者万籁平，全国战斗英雄赵怡忠等，他们如同灿烂的群星，为鄂州的历史增添了异彩。

从1992年到2005年，许门在鄂州连续生活了14个年头。如果算上1988年到1992年期间，在鄂州生活过的零星日子，许门曾经在鄂州长达18个年份！

鄂州，当然算是自己的家乡啊！

许门读书，爱看与家乡有关的人和事，记录下来，便形成了一份个人关于家乡的典故。这些家乡的名人及其故事，还算不少。如果以年代顺序排列，下面算是其中的几个既与鄂州关系很深，又很值得一书的人物。

典故1号：葛洪

大约在公元前200年，民间就有人竭力搜寻长生不老药。世上到底有否这种神奇的仙丹？秦始皇可能是最为迫切知道答案、找到谜底的人。据说他曾三次东巡去找“长生不老药”未果，派出了徐福和三千名童男童女入海寻找。徐福带领的浩大的舰队出发了，但他在海上漂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他所说的仙山，更不用说是长生不老药。徐福没有完成任务，可能被杀头。于是，他就带着这三千名童男童女，顺水漂流到日本，并落地生根。童男童女很多和当地的原居民通婚，于是就有了现在与汉文化比较近的日本文化。大和的意思，就是指汉族与爱奴族（日本岛原居民）的和平混合的意思。

长生不老药，激发了无数人的好奇心，一直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公元284年，江苏丹阳一位叫葛洪的出生了。葛洪的叔祖为晋著名道士葛玄（即葛仙翁，民间称“太极仙翁”），葛洪少时受其影响，性好神仙养生之法，通晓炼丹术。据说，葛洪曾来鄂州两次，先后旅居了三五年，遍访城外各乡镇，足迹踏遍纵横百里的野店荒村、重山密林和江湖沼泽。他发现这里生物群落非常繁茂，尤其是葛山所在处，不公风景绝佳，而且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还有许多稀有矿物，正是他烧丹炼汞和研究医药学的丰富资源之地。因此，他选定了葛山、葛店，结庐置鼎，潜心冶炼。二葛，故得其名：葛山、葛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鄂州市洋澜湖畔的葛山虽然不高，却也岗峦起伏，隐胜藏幽。茂林修竹，终日含烟浸绿，泉水淙淙，处处溅珠漱玉。登顶，那莽莽苍苍的远山，奔腾浩瀚的长江，烟波万顷的湖泊，闾阎扑地的城廓，星罗棋布的村落田园，都历历在目。葛山吸引游人，还因为这里留有“葛仙人”葛洪采药炼丹的遗迹，故仙山之名远播。

葛店比葛山更为出名。葛店在鄂州市城区西面90里。相传，葛洪骑梅花鹿云游天下，曾栖息于此，故得名“葛仙镇”，后称“葛店”。葛店镇上还有一座寺庙，名叫“斗牛观”，正堂中供有葛仙人骑鹿飞升的塑像。

葛洪因炼丹术而闻名。但作为长生不老药，也许是失败的。然而，在练丹的实践中， 葛洪发现红色的丹砂可游离分解出水银，使水银和硫黄化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在职密闭的状态下，再加热，升化成赤红色的晶体硫化汞，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九转丹成”。正如他所总结的：“丹少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化学手段，得到了与天然产物完全相同的物质，真是一项伟大的创造！

葛洪通过炼丹实践，又在火药配方方面科学地创造了“饵雄黄法”火药，是人类在用火实践上的划时代突破——它开创了突发性瞬间高功率化学能源利用的先河。在化学丰碑史上葛洪镌上了一道闪光的迹印：他在古代“伏火硫黄法”的基础上认识了火药爆炸的一种“内然烧体系”作用，从而发明了“硝雄混剂”，也就是“饵雄黄法”。这在他的著作《抱朴子·仙药》一章里有翔实的记载。

李约瑟和鲁桂珍在《关于中国文化领域内火药与火器史的新看法》一文中指出：“公元４世纪时，中国的葛洪已经了解关于硝石的识别和提纯，直到公元１３世纪，这一科学实践才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

葛洪流寓鄂州的几年里，在洪道乡（现石山、新庙、燕矾、泽林一带）和神山乡（现葛店、华容、左岭、庙岭地区）等地势心为群众治病。他通过长期炼丹和医疗实践，了解解到许多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药用功能。例如：用常山治虐疾，用麻黄治哮喘，黄连治痢疾，大黄下泻，密陀僧（氧化铝）防腐，赤石脂收敛，以及雄黄和艾草消毒等等。

在医药科学方面，他是我国记述天花病最早的人。他发明治疗被疯狗咬伤的方法，已初步体现了近代免疫学的科学思想。

葛洪在那个时代不仅有熟练的冶炼技术和丰富的药物知识以及医学临床经验等系列实践真知，而且还给后世流传下《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和《西京杂记》等多部著作，共120余卷，对我国后来的化学、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千载悠悠，胜迹长留。为纪念这位著名人物，鄂州人，以他的姓名和职业标志为多处地方命名：除“葛山”、“葛店”外，清末武昌县行政区调整，在八个乡中给他安排了两个席位，即“洪道”和“神山”乡；今城区东新庙乡境内有一条港，叫“洪港”；20世纪80年代，葛店镇扩建一条大街，还将此街命名为“葛洪路”。这种特殊的命名纪念现象，在鄂州历史上是空前的。鄂州人民为永久纪念他，还特在葛山上为他造过一座寺庙，这就是“葛仙寺”，几百年间香火不绝。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一把火将此寺烧了个片瓦无存。1988年，当地老百姓又集资重建了“葛仙寺”，黄墙碧瓦，殿宇巍峨，成为葛山风景区的新景观。

在鄂州市区境内，还有不少与葛洪有关的仙踪遗迹。葛山顶上东面的石洞中，当年葛洪箕踞而坐的痕迹宛然，还有他弹琴的“琴床石”和洗涤药物的“洗药池”。“斗牛观”附近则有几处水井，据说是葛洪亲自开凿的“炼丹井”。也有一些遗迹与葛洪的“座鹿”有关，如葛店镇北有一处“仙人石”，据说葛洪曾骑着他心爱的梅花白鹿游览至此，白鹿曾在此石上蹬踏过，至今蹄印犹存。白浒山江边有一座“白鹿矶”，当然也得名于葛洪所骑之白鹿。

典故2号：东方朔

鄂州市小东门外大江中，有一座巨礁，蜿蜒如龙，此即“龙蟠矶”。相传孙权定都鄂州之前，黄龙蟠卧，积日方去，故又名“蟋龙石”。它与东面江岸的“凤凰台”遥相呼应，并称“龙蟠凤集”，正应帝王定都祥瑞。蟠龙翘首西望，“万里长江第一阁”观音阁即雄踞龙首之上。

观音阁长 24 米，高 14 米，以红石青砖砌就，与龙蟠矶巧妙地融为一体，显得雄峻巍峨，气势磅礴。千百年来，它饱经风霜，纵览长江。每到汛潮，水漫楼阁，只剩高层窗口，甚至只剩那檐牙、龙吻、中亭在浩淼长江水之中。狂涛巨澜曾使多少名楼华构席卷而去，然而，“中流砥柱有蟠龙”（清人官文诗句），汛期一过，水落石出，它又横空出世，威镇江心。

阁身正壁镌有”观音阁”三个遒劲的大字。进阁正门石碑上刻的“龙蟠晓渡”四字，出自清代官文手笔。 阁内自西向东，分别是观澜亭、东方朔殿、观音殿、老君殿和纯阳楼。观澜亭上，俯瞰江流，胜景忧宏；三重殿里，仰瞻前贤，文章彪炳。纯阳楼上吕洞宾正酣然大睡。

游人至此，莫不止步屏息，会心一笑：观音，东方朔、老君和吕洞宾，怎么都扯到一起来了？！

还是先讲一讲观音阁的不凡之处。

相传，古时候观音阁能随潮涨落，龙蟠矶上原有两个凹口，说是“神鳖”的两只巨眼，一个出油，一个出盐。后来，阁中一位贪心的道人拿凿子把凹口的口径扩大了数倍，希望出更多的油盐。不料，把神鳖的两眼戳瞎了，再也不出油盐了，观音阁也不能随潮涨落了……。这个故事流传了几许春秋，也无法确考，但只要观音阁存在，它大约还会世代相传，给后人以启迪。

观音阁下半部那如同船舷样的弧形石，既减缓水势，又顺势泄流，任凭江水拍击咆哮，总是稳于泰山。古代鄂州工匠对流体力学的奇妙运用和那风格独特的造型艺术，使多少建筑专家驻足留连，赞叹不已。

“龙蟠矶”为何称这观音阁呢？也许因为“龙蟠矶”永远没有在长江中沉没，那些过江旅人或水上渔民，在劫难之中屡屡被救起“龙蟠矶”，于是，“龙蟠矶”被视之为神境，被视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在普渡众生？

观音阁的石墙上有几棵古树，常枯萎多年，然每每死而复生，舒展着嫩牙初吐的新枝，拥抱春的到来。阁中的那一口老井，自古水清见底，水位要高出江水数尺，令人称奇。这老井、古树和神鳖眼，被称作观音阁“三趣”。

2006年，鄂州观音阁作为元至清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再来说，观音，老君和吕洞宾，不是神仙，就是得道之高人，而东方朔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大活人，怎么与这些神仙高人并排起座呢？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国“选贤任能”，征诏“天下贤良和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得知汉武帝在全国选才，东方朔应征了。《汉书·东方朔传》是这样记载他的自荐书的：

草民东方朔，父母早亡，哥嫂养大。十二岁读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已经够用。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２２万字。十九岁学兵法，也读了２２万字，如今我年方22岁，身高９尺３寸（２米多），眼睛亮得像珍珠，牙齿白得像贝壳，勇敢得像孟贲，智慧得像庄异，廉洁得像鲍叔，诚信得像尾生。我文武兼备，才貌双全，当个天子的大臣足够了吧！

就是这样一番“海吹”，吸引了汉武帝的眼球。汉武帝大加赞赏：“这个东方草民，还真有点才。”于是，任命他为“待诏公车”，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一个秘书。 当了一个小小秘书，东方朔并不满足。认为自己才高俸禄低，接触皇帝机会少。于是，又想了一招：自己提拔自己。

 有一天，他找来为皇帝喂马的侏儒，声色俱厉地说：皇上说了，你们这些人，耕地没力气，当官没本事，打仗不勇敢，还白白耗粮食，要统统杀掉。

侏儒们吓得鬼哭狼嚎，忙问有什么救命的办法。东方朔指点迷津：皇帝路过这里，你们统统跪地求饶，兴许还能救命。

果然，过了一会儿，汉武帝路过这里，只见侏儒们齐刷刷、黑压压跪了一大片，高呼“皇上饶命”。皇帝不知为何，一问，原来是东方朔假传圣旨。汉武帝气不打一处来，拿东方朔是问。东方朔不慌不忙理直气壮地说：这些侏儒身高不过三尺，我身高九尺三，俸禄和粮食与他们相同。他们吃得肚皮都撑破，我是饿得肚皮贴肚皮。汉武帝一听，言之有理。于是，立即让东方朔从“公车待诏”升至“金马门待诏”，后至太中大夫。

就这样，东方朔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东方朔虽有满腹经纶，满腔报国之志，却无法施展。汉武帝用其策，而不用其人。把他的２０万言书作为医国秘方，但仍不提升不重用。他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逗乐。汉武帝在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余，有人给他说笑话，有人给他消愁取乐，东方朔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

东方朔陷入痛苦和快意的矛盾之中，索性以滑稽面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笑在脸上，哭在心里。于是，当了一个“隐士”。

中国有句俗语：“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东方朔正是“大隐”。一次，东方朔喝醉了酒，在皇帝的朝堂上撒了一泡尿。这还了得？于是，东方朔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留朝查看。有人对他说：东方先生，你是不是疯了，岂能做出这等事来？东方朔笑而答之，我只不过是在朝中避世之人。古人到山中避世，我是在朝中避世。

伴君如伴虎。同汉武帝相处十几年后，东方朔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曾经使他充满希望而最后使他失望的朝廷。他由“大隐”变成了“小隐”，“隐于野”。

于是，东方朔选择了黄石一山作为自己归隐之处。这座被今人称之为东方山之山，也许就是这样命名的。中国很早的一部地理专著，南宋时期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记载：“东方朔读书堂在大冶县东方寺（今东方山）。”明·嘉靖《大冶县志》记载：“东方山是在县治北三十五里，世传东方朔寓此，故名。”还说东方朔在县治三十五里的莲花山游览过，在县治西三十公里的灵峰山讲过学，灵峰山因此更名曼倩山（东方朔字曼倩）。

东方朔为何要来东方山？《大冶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述：《史记·孝武本记》载：武帝多次下江南，从湖北江陵到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历时半年之久。大冶是必经之地。大冶铜绿山是矿冶基地，武帝必来巡视。东方朔作为武帝侍臣，随游于此。当朝廷失宠，免为庶人之时，他远离朝廷到大冶隐居，也就理所当然了。

东方朔有篇著名的文章《非有先生论》，开头就说：“非有先生仕于吴，默然无言者三年矣。”东方朔把自己假设为非有先生，他在吴国默然无言地住了三年。东方山正处于吴头楚尾，当时，曾是吴国的辖地。显然，这三年，他就住在了东方山。

东方朔到东方山以后，做了什么事呢？据有关史料记载，他至少做了三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情。

第一件，创办学堂，教书育人。东方学堂虽然没有岳麓书院那样名气大，也没留下“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样的名句，但它创办的时间至少要比岳麓书院早８００年。东方学堂坐落在东方山览胜、曼倩二峰之间。这里，“禅关月涌”，寂静幽深，是一个静心学习的好地方。再加上有东方朔这样的著名文字家、喜剧滑稽大师、相声艺术的开山鼻祖担任主讲老师，教学质量肯定很高。于是，吴头楚尾之人，不论是大冶的、鄂州的、黄冈的，还有武昌府的，都把学生送到这里来就读。

东方朔创办东方学堂、教书育人的创举流传甚广。后来，智印和尚主持东方山全面工作，兴建了一个学堂，取名“文昌阁”。再后来，清代有个进士陆汝杰，在东方山执教三十多年，带出一批高足，清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一代名相余国柱就是从东方山走出的俊杰。东方山弘化禅寺第七十三代传人正慈大师，是一位学者型方丈。他曾就读于东方学堂，南京佛学院硕士研究生。在他身上，大有东方朔“文化之基因”，犹存东方朔“智圣之遗韵”。

第二件，传播文化，写词作赋。东方朔在东方山创办东方学堂，教书育人，是一种文化传播。而在东方山潜心修道，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篇章，更是一种文化传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东方朔留下的作品仅存２０多篇，数《七谏》、《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最具代表性。赋体散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开创了中国赋体散文的新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称之为“托古慰志，疏而有辨”。

《非有先生论》中说，非有先生隐居吴地已三年，进不用古人之德劝谏吴王，退也不宣扬吴王之功德。吴王觉得很奇怪，便问道：我继承先王之功，借助贤臣之力，夙兴夜寐，不敢有半点懈怠。如今，既然先生已来吴地，何不帮我一下呢？据我所知，先生隐居吴地，睡不好，吃不好，眼不见美女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潜心修炼不问世事三年了。我以为先生这样做是不妥的。非有先生默然无声。吴王又说，先生还是谈谈你的高见吧！非有先生回答：谈何容易，谈何容易！从这段精彩的讨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朔在东方山默然无言三年矣，他在快乐的讲学中，修行“真善的悟道”；他在金丹的熔炼中，寻求心灵的洒脱；他在“招云的道洞”里，感悟生命的真谛。在精心思考、千锤百炼之后，一篇闪耀着智者思想光芒的《非有先生论》诞生了！

第三件，采药炼丹，布施于民。东方朔在东方山一边讲学，一边出外采药炼丹。在东方山的近邻鄂州，正是前辈葛洪练丹的胜地。他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到过黄石的黄荆山、大冶的铜绿山、鄂城的西山、浠水的三角山。他采药炼丹的目的是什么呢？完全是为了给百姓治病，经他治病的百姓，不计其数。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炼丹的地方称之为“仙洞”。

在鄂州，既有西山，有怡亭铭摩崖石刻，更有“龙蟠矶”。东方朔常常在此逗留休憩。曾为朝廷的重臣，而今虽流落在野，仍不忘勤苦练丹、为百姓医治疾苦的东方朔，在“龙蟠矶”上吟诗作赋，风采异人！也不知道在哪一天，东方朔再也没有来过。有人说他去远游了，有人说他得道升天了！总之，当地百姓景仰他，记念他，将他尊为神仙，同观音一样，供奉在三殿之上。

典故3号：孙权

在鄂州发展史上，三国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就是吴王孙权。

三国以前，鄂州曾先后作过诸侯国邑和王府封地，伴随着历史的潮汐，这座古城历尽沧桑。直到东汉末年，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县邑鄂县。公元221年，东吴孙权在夺取了长江中游的统治权，稳定了荆州局势后，把他的统治中心从湖北的公安迁来鄂县，在这里营建了武昌城，使得鄂州很快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古武昌作为当时三国争雄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东吴的第一个国都，也就成了跻身于中华文明史的一座历史古城。

魏、蜀、吴鼎立之初，吴的统治中心一直是迁徙不定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吴郡（今江苏苏州）的地理位置距江岸较远，离长江中游更远，而东吴是靠水军立国，要想充分发挥其军事优势，统治中心就必须紧依大江、大河和良港。孙策死后，孙权成了“江东”的领导人，为了“与天下争衡”，争夺长江中游的统治权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早在赤壁之战前夕，孙权就将他的统治中心从吴迁到西北江边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因该处还是太偏长江下游，且又靠这长江入海的喇叭口，风大浪险，不便航行和停泊战船，孙权听从了诸葛亮、刘备建议，于公元211年再次移都秣陵（今南京市）。一时似觉满意，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可是在那里呆不多久，特别是当赤壁之战以后，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等地，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南京距荆州水路数百里，掌握军情、指挥作战都极为不便。为了就近指挥，他曾一度常驻陆口（今湖北蒲圻县），直到消灭了蜀汉大将关羽的军队，重占了荆州后，他还在离陆口不远的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住了两年，以稳定荆州局势。到公元221年，他才把东吴的统治中心迁来当时的鄂县（今鄂州市），并在这里建都称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鄂州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孙权在此一共住了9年，在当时民间有关他的传说颇多。关于孙权的容貌，古书中用16个字来形容：“广额大口，目有精光，方颐紫髯，长上短下。”换句话说，他是个宽额、大嘴、双目有神、长着紫色长胡子的矮个子。他“性度弘明，仁而多灿，好侠养士，始有知名”。15岁时曾为阳羡长，18岁就一跃而为三国时代江东地区的主人。善骑射，很有计谋，且读过很多书。不公他大哥孙策十分看重他的才华，死前以江东之事尽付之。历史对他给予了解很好的评价，就连曹操对他也很欣赏，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批刘表）儿子若豚犬耳”！孙权来到鄂州时40岁，从年龄上看正好是成熟期，加之经历了21年的战争磨练，应该说是成就大业的时候了。他一到鄂州，就看中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便决定要在这里首开帝业。应该说这是频有政治远见和军事眼光的。首先，虽然经过多年征战，三国鼎足之势依旧，魏于汉中，雄峙江北，蜀入蜀地，势图江东，孙权要想牢牢掌握长江中游的统治权，鄂县地处适中，无疑是个理想的地方。再从地理形势上看，鄂州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西有90里樊川可以停泊水军船只，与樊川紧紧相连的百里梁子湖，湖宽水丰，终年不竭，是操练水师不可多得的处所。出樊川，入长江，极利于水军机动，孙权将其水军根据地，置于樊川与长江交汇处的樊口，当然极为理想。何况早在赤壁之战时，这里就是孙、刘两家水军主力的集结点。

另外鄂县三面皆山，环城皆水，尤其是东南部的幕阜山余脉，山势险峻，道路崎岖，是天然的军事屏障。临江依城的秀美西山，环城绕廓的洋澜湖，以及附近的三山湖，构成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无论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还是从生活方面考虑，对于一代帝王安邦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物质资源丰富。当时的西山有铁矿，附近的汀祖、碧石和大冶的铜录山一带，铜、铁矿藏都十分丰富，且有一定规模的冶炼业，这就为孙权建都立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

因为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孙权在公元221年阴历4月间，把他的统治中心迁来鄂州，并将当时鄂县改名为“武昌”，意思是说东吴要“以武而昌”。

为了适应其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孙权迁鄂后，在这里设置了“武昌郡”（相当于今天的地区一级的行政机构），下辖武昌（今鄂州）、浔阳（今九江市）等6个县，辖境东起今九江市，西抵今武汉市，是东吴最重要的郡治之一。

这年阴历8月，孙权在鄂州着手修筑了武昌城，也就是现在欲称的“吴王城”。城内有一座“武昌宫”，四周有宫城，内有太极殿、礼宾殿和安乐宫等主要建筑物。其中太极殿就是孙权公元229年在这里称帝时大会群臣的金銮宝殿。宫城之东还有一座鸡鸣阙，因“有鸣载十”而得名，相传“吴王夜使鬼工为城，未及鸡鸣而罢”。这虽然是个神话传说，但由此可见孙权营建武昌城的心情之急切和施工速度之快。修建这座城池宫阙的用料是十分讲究的，如安乐宫所用的瓦，均为澄泥所作，其质可作墨砚，“一瓦值百钞”。后来，吴末帝孙皓再度迁都南京时，还念念不忘要将武昌宫的砖瓦材料拆搬到南京去修建他的皇宫。从宋人薛季宣一首描写武昌安乐宫的《樊山春望》诗可见武昌宫雄伟壮观、瑰丽堂皇。薛诗云：“东鄂城东安乐宫，李花练绚玉玲珑。画图长喜平芜绿，不觉身归罨画中”。自孙权在鄂州首开帝业，到后来吴末帝孙皓再度还都，东吴经营这座城池，前后历55年之久，占东吴立国时间的四分之三。直到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龙骧将军王睿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先克武昌，后趋建业灭吴，巍巍武昌宫随着东吴的覆灭，才渐失当年的天阙风采。

在修建吴王城的同时，孙权还在近郊设置了军事城堡。如在西面的樊口设“樊山戍”，在东面沿江的燕矶风火山和屏风矶上，分别建有高耸的烽火台，在武昌城对岸江北的黄冈县附近还修筑了“邾”城，经常驻有3万军队。这些重要军事设施的建设，对保卫吴王城的安全，巩固东吴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像历代统治者一样孙权也深深懂得，要使自己的统治天长日久，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外，还要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当时，尽管这里自然景观很好，物质资源也很丰富，是东吴建都立业的理想处所，但缺乏开发，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不及东吴曾经经营了多年的吴越一带发达。为了尽快引进吴越文化，开发鄂州，孙权下令从建（今南京市）迁来了1000家居民，大部分是王亲贵族、富豪之家，也有不少能工巧匠，达数万人之多。孙权的移民之举，无论是从人口的数量还是人口的素质上，都给鄂州地区注进了新的血液，为后来鄂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带来了新的活力。

鄂州的兴旺、繁荣，也使得手工业发展盛极一时。南朝时代，著名的科学家陶弘景在《古今刀剑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吴王孙权以黄武5年（公元226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前几年，在西山脚下，曾经出土了一件东吴罐形铜釜，上面镌刻着“黄武元年作3438枚”、“武昌”、“官”字样。年代之早，产量之多，制作工艺之精，都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冶炼制造业的规模和发达程度是相当惊人的。

  古武昌又是当时南方铜镜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孙权都鄂期间，曾专门从他的老家会嵇（今浙江绍兴市）调来技术精湛的制镜匠师，到鄂州传授技艺，大力发展铜镜制造业和民间工艺品的生产。鄂州素有“铜镜之乡”的美称，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孙权的一大功劳。在市博物馆中收藏的500多面各个时期的铜镜中，三国六朝的铜镜数量最多，品种花色最丰富，艺水平也相当高，其艺术风格，基本上与会嵇铜镜一致，有些铜镜上的铭文还清楚地标明是由“家在武昌”的“会嵇山阴”“匠师”“鲍唐作镜”等字样。

东吴是以水军立国的，因此造船业务很兴盛。孙权将其统治中心西迁后，也将造船业引到了鄂州。《江表传》中有一段关于孙权亲率群臣士卒在长江中试航的记载说：“（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舵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这虽然说的是新船下水试航中遇险的故事。但也反映了东吴时鄂州造船业的规模，不但能建造一般船只，而且能造像“长安号”那样的军用大型指挥船。

青瓷制造业是东汉末年新兴起来的一种手工业，以南方的会嵇最盛，产品的质量也最高。孙权到鄂州以后，也将会嵇的青瓷制造业引来了。从鄂城近郊东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来看，当时鄂州的青瓷制造业不公有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而且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孙权到鄂州时，正处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时期，他在这里开始了东吴的佛经翻译事业。据有关记载，印度的僧人维祗难于黄武3年（公元224年）来到武昌，与他的同伴竺将炎、支谦等人，在这里共同译出《法句经》两卷，这两卷经一直流传至今，是东吴对外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据县志记载，孙权在鄂州建都时，还在县东一里左右的地方建有一座佛寺“宝宁院”。传说后来吴废帝孙亮的潘夫人也曾在同一方向建了一座“惠宝寺”，梁武帝的儿子肖纶还曾经为这座佛寺立碑。佛教传入鄂州地区的时间，要比东吴的其它地区早，也与孙权有一定的关系。

典故4：张裕钊

    张裕钊（1823—1894），鄂州市东沟镇龙塘张村人。我国晚清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贴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或称“南宫体”，成为一代书法宗师，流誉海内外。

张裕钊自幼天资颖异。青少年时期悉力研读唐宋古文辞和历史等经世之学。尤其对宋代古文家曾巩的《南丰集》揣摩精熟，颇有心得。这就使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也培养了他后来自辟蹊径，突破藩篱的书学独创精神。

道光18年（公元1838年），张裕钊时年16岁，应县试考取秀才。道光26年，于湖北乡试中举。30年，张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既而中选，官授内阁中书。这次考选的主试官为曾国藩，因张文似曾子固而奇之。张裕钊先生后趋游于曾门，与黎庶昌、薜福成、吴汝纶等被人合称为“曾门四学士”。

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官职不显。目睹官场腐败，但以书文自娱，后弃官南归。1852年，张裕钊受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落。1854年，曾国藩进兵湖北，闻裕钊在鄂，遂召入戎幕参办文案。此后相从十余年，同僚各有升达，唯张裕钊先生“独以治文为事”，并不热心于政治，故始终未得一官兰职。最后终于绝意仁途，转而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的研究。

自1871年起，张裕钊先生先后主讲于江宁（今南京）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直到光绪18年（公元1892年），张裕钊先生已70高龄，始由其子后沆、后浍从襄阳鹿门迎养至西安。1894年正月14日，于西安寓所逝世。

张裕钊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从学门徒较负时望者有范当世、张謇、朱铭盘，日本宫岛咏士等多人。许多门生后来成为学者、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和实业家，在政界文坛各负盛名，卓有成就。其中日本弟子宫岛咏士追随裕钊先生8年，奉学惟谨，于书法得益犹多。张辞世后，宫岛咏士回国创办“善邻书院”，传播张裕钊先生之学，使张裕钊先生书体在日本衍为流派，至今不衷。

张裕钊书法艺术造诣极深，其源于魏晋，突越唐人。济刚柔俊逸于毫端，创造出一种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独特书法。具有劲拔雄奇、气骨兼备的特色。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赞说：“湖北张裕钊，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甑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必留，为涨笔而实洁，乃大悟笔法。”

据近代书法家研究，张裕钊先生在运笔、转指、用墨、用水等技巧方面，皆有其独到而突出的方法，其书法愈到老年愈为精妙。以中锋运笔，饱墨沉光，精气内敛。“笔画以斜为正，结体似圆实方，匆匆落笔的手稿，更无意为方为圆而方圆自得”。（陈方既《张裕钊书法艺术的主要特征》）故章太炎曾为之赞叹不已：“先生书世传宝，得此真如百斛明珠，尢与他人相绝”。近百年来，除康、章等名人外，刘熙载、马宗霍、于佑任、沈君默及当代许多知名书法家，皆对张裕钊先生的书法有着较高的评价和深入的探讨。

张裕钊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多，较有影响的有《重修金山江天寺记》、《屈子祠堂后碑》、《黄孺人墓志铭》、《重修南宫县学记》、《论学手扎》、《滕王阁记》、《蒯氏墓碑》、《赵充国颂》、《古诗贴》等，皆为精心结撰之作。

张裕钊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书法外，在经史上曾考订《国语》、《国策》，著有《左氏贾服注考证》、《古今尚书考证》。其诗文著作有《濂亭文集》八卷，《濂亭遗文》五卷，《濂亭遗诗》二卷，《张廉卿诗文稿》一册。张裕钊先生文集中，有反对以八股制艺取士和论述中国变革为历史必然趋势，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等论文；有山水纪游的散文；有为亲属朋撰写的传记、序跋；有读书笔记；有教育策问；有史志地理考察的通信等等。其文风质朴高古，既有“桐城”风骨，又继承了庄、骚、史迁、贾谊之恢弘迭荡、雄奇变幻之气势。张裕钊的诗风也独具特色，语言清淡冷隽，境界孤旷萧远。不少伤口品抨击时政尖锐沉郁，痛快淋漓，继承了我国古代“诗言志”的传统。

张裕钊先生是近百年来独步书坛的一代硕儒。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日益增多。1984年夏，日本宫岛咏士的后裔棗“善邻书院”院长宫岛吉亮，率众渡海来华，与中国书协在北京首次联合兴办“张裕钊、宫岛咏士师弟书展”。这次展出规模较大，日本书法代表团还专程到张裕钊先生的故乡鄂州访问。1986年，中日书法界在河北保定合建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90年，湖北省成立了“张裕钊研究会”，张裕钊先生的书法、诗文和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

典故5：万籁声

万籁声，学名常青，号玄威，1903年出生于湖北鄂州葛店镇，毕业于北平国立农林大学。由于他天资聪慧，自幼尚武，年轻时先后拜多位武术家为师，曾跟随北京永胜镖局总镖头赵鑫洲学少林六合门，得其真传。后又拜“南北大侠”、自然门内功大师杜心武为师学习自然门，苦练7年，尽得其精髓，炉火纯青。艺满出师后，他继而博学各家武术之长，又先后拜闻名遐迩的“江南第一腿”刘百川学习少林罗汉门；跟随邓芷灵、王显斋学习道功，跟随“川西大侠”杨畏之学药功及武功等，得其衣钵。使其精通武术内外功、气功、药功、道功，并融合六合门、自然门、罗汉门等精华，1928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武术国考擂台赛上夺得“武状元”。万籁声在全国武术界享有“武林文星”之盛誉，并留下了《武术汇宗》、《万籁声武术教范》等著作，形成“万籁声功夫体系”，成为中国武术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作为中国武林自然门一代宗师，万籁声受到海内外武术界的尊敬。“以武侠精神矫萎靡之意志，以武术技能起萎顿之体格。”2005年8月8日，中国武林泰斗万籁声骨灰正式迁入鄂州西山风景区，成为迁入鄂州名人陵园之第一人。

以上只是几位，近代鄂州的名人数起来，至少还有这么些：喜剧大师严顺开、灵泉寺名僧韩和尚（许门曾在本博上发表日志一篇记念）、自卫还击战战斗英雄赵怡忠、元极功创始人张志祥、中年名作家刘益善、旅行家余纯顺、老年名作家叶贤恩和姜锋青、少年作家邹剑川、铁道部长刘志军……

不一一列举了，这足以让每一位曾在鄂州生活、工作、学习过的人自豪！

回想曾深入江水之中，探访李阳冰留下的怡亭铭摩崖石刻（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许门曾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专文一篇）；回想登上沼山，琢磨沼山大寺秦时代留下的汉白玉石雕（许门曾在家乡日报上发表小诗一首）；回想城里城外，寻找吴国首都遗址；回想在浩瀚的梁子湖上，验证大唐国的传说；回想在江南江北独自徘徊，思索三国大战之地的究竟……

哎，悔不该离开，不该轻易离开家乡鄂州！

2007年12月25日